稀如星风的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

《长泰县志》之(zhī)县境图 清乾隆(qīngqiánlóng)版《长泰县志》6册，白纸精印(jīngyìn)，线装，尺寸为27．3厘米×17．2厘米，左右双边，半页10行，行20字，小字双行；初印之品，开本宏阔，墨优纸佳，行款舒朗，笔画爽利(shuǎnglì)，镌刻精雅，墨黑(mòhēi)如漆，字大行宽，加之版面清爽雅洁，读来赏心悦目。 长泰现为漳州市长泰区。20世纪80年(nián)代，当地(dāngdì)曾收集到两种明朝(míngcháo)嘉靖年间编撰的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（胶卷），可惜都(dōu)残缺不全。如今常见的《长泰县志》大都是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漳州三川(sānchuān)印书馆翻印本或1947年郑丰稔编纂的《长泰新志》。而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在海内外各公藏机构不多见，目前(mùqián)可以查询到北大图书馆(túshūguǎn)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天津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以及台湾的博物馆有藏。民国期间，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曾藏有一套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，目前不知是否存在。 此志为(wèi)乾隆(qiánlóng)十五年(shíwǔnián)（1750年）张懋建在长泰(zhǎngtài)知县任上主持纂修，在明嘉靖(míngjiājìng)初志、清康熙续志基础上参稽增补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春，张懋建聘请曾任翰林院编修的(de)平和人赖翰颙(yóng)到长泰任泰亨书院院长，并担任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的总纂。在编纂过程中，赖翰颙坚持“仍旧集新，抚事考信，删繁补缺，候莅政暇，亲加笔削而论定之”的原则，为长泰编纂了一部6册12卷近20万字的县志。这部县志史料范围广、内容丰富、记叙全面，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 赖翰(làihàn)颙能诗善画(huà)，在(zài)当时享有盛名。他一生撰写过不少诗文，在家乡第八代宗祠里，还留有他亲笔手书的木刻对联：“祖有功，宗有德，五世之馨香未远；子以燕，孙以贻，百年之启佑常新。”在他母亲的家乡平和县芦溪上祖(shàngzǔ)寺庙里，也有他手书石刻联一对：“丰水东流前溯源(sùyuán)头甚远，乙山背拱后来地少更高。”乾隆丁丑年（1757年），皇帝(huángdì)南巡，赖翰颙把平时撰写的诗作编成诗集(shījí)，呈献给乾隆帝并受到赞赏。 《长泰县志》共有首一卷，正文(zhèngwén)12卷，分12门(mén)87目。这种结构清晰地划分了内容版块(bǎnkuài)，便于读者查找和研究。在内容编排上，此志继承了明万历后志及清康熙(qīngkāngxī)志的(de)内容，对明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以前的事直接引用万历后志，对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以前的事则引用康熙志，并增补了此后60余年的事。增加选举、风土二门，风土由原来舆地门风俗目与食货(shíhuò)门地产目合并而成，建置(jiànzhì)改为规制，食货改为赋役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付刊，刊印速度(sùdù)较快，反映了当时地方政府对地方志编纂的重视和效率。所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，能够保证大量复制，满足(mǎnzú)不同读者的需求。作为清代的地方志，其刻印(kèyìn)质量较高、文字清晰、版面整洁，这不仅体现了当时印刷技术的水平(shuǐpíng)，也反映了编纂者对志书(zhìshū)质量的严格要求。 尤其值得称赞的(de)是书中的长泰(zhǎngtài)八景图，雕版印刷，绘刻细腻精美——亭台楼阁(tíngtáilóugé)，郁郁葱葱，线条繁复，轻轻抚摸还能感受到纸张上墨迹的凹凸感。 长泰修志始于(shǐyú)明朝，至民国年间先后修过7部县志。然而，这7部县志中万历前、后志(hòuzhì)已佚失无存(wúcún)，嘉靖前、后志也散失不全。现仅有康熙志、乾隆志和民国志三部较为完整，而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尤为重要(yóuwèizhòngyào)，承前启后，又是颇具功力的一部县志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(zhì)·发凡》中称：“万历乙巳（1605年）以前事(shì)直从管志，康熙丁卯（1687年）以前事从续志，核其是非，文其弇陋，更益以后六十余年事，新旧参稽，栉比援拾。”张懋建在序中云(zhōngyún)：“虽不敢自信一无遗(wúyí)议，而集思广益，可告无过……较之(jiàozhī)丁卯旧志（康熙志），则稍详且慎焉。” 全书比康熙志多出二卷。从(cóng)内容看，所定志类十二，曰舆地、曰规制、曰学校(xuéxiào)、曰赋役、曰典礼、曰兵防、曰秩官、曰选举、曰人物、曰风土、曰艺文(yìwén)、曰杂志，每类各具(gèjù)子目。杂志兵燹一目，载明嘉靖中倭寇逼城之事甚详，及郑成功据岛招集，亲率众万余来攻长泰(zhǎngtài)；清康熙十七年(shíqīnián)（1678年）成功子郑经于五月以巨舰攻海澄，六月初十日得之，遂乘胜又来攻长泰，城守黄辉开门导之入。如此类记载，均可资史传以相参证者也(yě)。 笔者所见这部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上钤有(yǒu)“抱经楼”“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章”两枚递藏印。抱经楼是清乾隆年间宁波人卢址的藏书楼，卢址“博览嗜古，尤喜聚书”，往往以重价购求善本，或辗转借抄(jièchāo)，藏书达10万余卷。他在宅旁仿天一阁建筑，建造藏书楼，并取唐韩愈给卢仝(lútóng)诗中“春秋三传束高阁，独抱遗经传(jīngzhuàn)终始”之意，以“抱经楼”定楼名。藏书中有《古今(gǔjīn)图书集成》稿本和宋刻《开庆四明续志》等珍本秘籍(mìjí)和乡邦文献。清咸丰(qīngxiánfēng)年间，藏书逐步散佚，至清末尚存2100余种，1916年被卢氏后人全部出售给上海古书流通处。 学者周达章、周娴华著《宁波老事体》一书称，卢址的(de)抱经楼在藏(cáng)书上常钤有“抱经楼”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”。学者曹之在所著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一书中称：“相传民国间，上海(shànghǎi)古书流通(liútōng)处(chù)尝伪刻抱经楼等藏书印，且雇钞胥多人，每日以旧绵纸、桃花纸传抄各书，印其上，悉售(xīshòu)善价。”这部《长泰县志》到底是卢址的旧藏，还是上海古书流通处的作伪？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。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，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人士在(zài)上海创办的(de)图书馆(túshūguǎn)，于清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始建。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中文图书达(dá)12万册、外文(wàiwén)图书达8万余册。中文藏书中最多的是中国各地的方志，有2000多种。1956年，徐家汇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。 1935年，图书馆学家、文献学家金云铭(jiājīnyúnmíng)在(zài)当时(dāngshí)的第17期《福建文化》上撰文，讲述了(le)(le)参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事。金云铭花费了半天时间，查看后发现福建的方志有50多部，其中就有《长泰县志》，只不过他看到的是民国翻印版(bǎn)，“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刊，计六册”。而这部乾隆版的他却没有提及，可能是“漏网之鱼”。 乾隆(qiánlóng)版(bǎn)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因旧时历年匪患兵燹，磨灭殆尽，幸得流传(liúchuán)者，时至今日，已稀如星风矣。各地图书馆已经难得一见，甚至有学者将1932年的(de)翻印(fānyìn)本误认为(wùrènwèi)是乾隆版。1935年5月，方志学家(jiā)朱士嘉的著作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在(zài)商务印书馆(shāngwùyìnshūguǎn)出版。他看到南洋中学图书馆将民国(mínguó)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翻印的《长泰县志》写为重修本，于是在书中也将其列为新志的一种。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史学家兼翻译家薛澄清看到后，在报上发文予以纠正，文称：“福建(fújiàn)长泰县志，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的本子是从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的本子复印而来的，名为二书，实为一书，鄙人籍属长泰，知当时将旧志交漳州三川印书馆铅印，一共翻印四百部(sìbǎibù)，每部共六册，售洋五元。朱君不知此种事实，误以为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的长泰县志是续修的，且又(yòu)误十二卷为二十一卷，又于附录一‘民国所修方志简目’，误将此书列入福建省项下，于是乎，一误，再误，三误矣。”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(zhì)(zhì)》具有相当重要的(de)版本价值(jiàzhí)，详细记载了长泰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信息，为研究长泰乃至闽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可惜，目前对于这一版本《长泰县志》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，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。 （作者单位：厦门(xiàmén)兴才职业技术学院）